李白的精神贡献及当代意义

李白的精神贡献及当代意义

赵  斌

一、盛唐与李白精神

盛唐培育了李白，给了李白的诗歌创作与精神历练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多方面的条件。盛唐在催生李白诗歌创作的同时，更助长和锤炼了卓尔不群的李白精神。

盛唐无疑是文化繁荣创新的黄金时代。开放、包容、进取的时代精神吹响了网罗整个大唐英才的“集结号”，激起了整个时代文人士子的民族自豪感和时代优越感，唤醒了他们的功业意识，强化了他们的用世精神，促成了宏阔昂扬的诗歌格调，形成了大唐雄浑盛大的士人群体气象。士人们情不自禁，高声放歌，前赴后继，渴望倾其才智，奉献时代，建立不朽功业。

盛唐气象既是时代的风华盛况，精神风貌，又是其诗歌特征、士人的精神特征。盛唐背景下的李白诗歌、李白精神是盛世狂歌与盛世风采，气挟风雷，光照千秋，成为“盛唐气象”之下士人群体的杰出代表。李白是盛唐背景下的“首席诗人”，牢牢占据盛唐诗人排行榜的榜首位置。他的诗歌处处突显“盛世元素”，是李白精神的生动载体，是盛唐精神的经典产物。李白诗歌是李白文学贡献与精神贡献的文献留存，更是古代士人文化贡献的典范。

盛唐激发并强化了李白的用世理想。李白是平民布衣、普通士子在盛世光芒照耀下积极践行儒家用世理想的典型代表。他自觉以一代士子身份自居，俨然如孔子一般自觉担起诗歌创作上的“删诗”之职、用世当代的“弼辅”之责，对自我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自觉定位，把靖乱平叛、拯救世人看着自己义不容辞的入世责任。李白不仅理想明确，而且信念执着，行为笃定，矢志不渝。他把现实的理想投放到历史的维度加以考量，又在其诗歌中构建起实现现世理想的“英雄偶像”——像古代那些崛起于草泽山野的英雄一样，以其过人的智慧、超常的能力实现“济苍生”“安黎元”的用世理想。用世的手段定位为“帝王师”，用世的目的确定为“解世纷”，人生的终极理想为“功成身退”——这是李白对其理想人生的自我设定，体现出对社会的高度关切与自觉责任，远远超越了他对自身个人利益获取的价值定位。这个定位集中体现了孔子“士志于道”的思想。面对安史之乱这样事关国家命运、百姓生死的突变危局，李白不仅在其诗文中自觉地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还表现出积极的振危靖乱之行。他的幽州之行、应征从李璘、白发请缨从军平叛等自觉行动，切实印证了他在诗文中的自我“表白”，愈发显现出李白精神的可贵。

可是，在唐代，“士”与“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由战国、魏晋时“师友”般的平等关系转变为盛唐背景下的“君臣”关系。这时，皇权高高在上，“士”们及第也好、被举荐也罢，都成了天子脚下的“门生”“弄臣”，只有一味地“臣服”。有幸被任用的还得感恩戴德，以为三生有幸。唐代的“士”阶层纷纷转向为对当朝统治势力的依附，统治者的“礼遇”使“士志于道”的传统用世观受到了严重制约，削弱了“士”对“道”的依赖。同时还削弱了“士”阶层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在政治势力尤其是皇权面前失去了“自我”——对“道”的坚守，连同自己的意志，以及自我独立、人性精神。这时，科举制度就成为“士”阶层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唯一出路。

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力图通过“终南捷径”而入仕，以纵横之术“弼辅”君王，进而达到治世目的。这就是说，李白的价值取向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与朝廷的要求、一般唐代士人的选择是相左相违的。这样，李白要以传统的“士”身份和方式入仕参政就难以为现实接受，遭遇到了来自现实的重重阻力。首先是“势”的主宰者皇帝的排斥，再就是整个仕场权臣的围攻与打击。“士”的独立人格与批判意识被严重受阻，备受打击。可是，李白又不甘“士”的沦落，试图以自己个人的力量相抗衡，以捍卫“士”的尊严。李白在这里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急于重新挣回“士”真正的社会价值，赢得原本属于“士”的社会地位。他歌吟先秦的游士、侠客，崇尚燕昭王，羡慕郭隗，写出了盛唐背景下士人内心的强烈需求。而且还偶有任侠举动，是其内心需求的现实表达。李白在其诗文中多次表现出这种矛盾：一方面热切地希望平交王侯，力图一步登天，风风光光地为“帝王师”；一方面又渴盼遇明君，被举荐，被重用，表现出对姜尚、郭隗、鲁仲连、诸葛亮等一类先贤的极度钦羡，对自身不遇窘境表达极度的诽怨。李白的实践激化了“道”与“势”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自己沦为封建权场的众矢之的，导致其凭“道”从政理想的最终破灭。这是主导其悲剧人生的核心因素。

李白卓尔不群的人生实践，致使他实现人生价值、社会价值的彻底失败，却换来了诗歌创作与人文精神铸造的双重胜利，使李白诗歌与李白精神有了不朽的魅力和恒久的生命力。他的诗歌突显出“士”文学的职能：着眼于时代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凸显自我的个人需求和主体意识。这种超越性和唯一性即是他对唐代“士”文化的贡献，更是他对盛唐诗歌、盛唐时代精神的卓越贡献。其诗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与盛唐的格律诗歌主流相比，保持了他自身的独立性，又显现出绚烂的丰富性。可以这样说，李白诗歌成了盛唐“士”阶层的集体“代言”，即时地宣泄了他们深埋内心的情感需求，对他们的群体失落无疑给予了及时的心理补偿。让那些“失落”的一代士人从李白的诗歌与精神中及时地获得了安慰，并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共鸣。这也包括后世士人，李白因此备受青睐和褒扬。

这就是说，盛唐的开放、包容和进取也是有“底线”的。应当注意的是，尽管盛唐削弱了“士”的独立性和社会性，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依然存在于他们的内心。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找到那一代人积极主动的用世理想，感受到他们高昂热烈的用世激情。而李白的意义就在于他试图完成双重使命，既坚守“士”的个人人格，保持“士”的独立性，又实现用世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李白在努力完成盛唐背景下“士”的价值重构，由此突显出李白存在的唐代意义。

在这个背景下，李白诗歌虽未能与唐诗发展的总体趋势保持一致，正好凸显出他的特立卓异。就中国诗歌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这是其他大唐诗人难以比肩并立的。盛唐诗歌的整体神采尽管体现了时代风貌，但其总体形式的规范划一与其开放、包容、进取的时代特征未能保持“和谐一致”。李白诗歌的独特性恰好体现了大唐时代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正好显现出李白精神的卓异风采。

盛唐助长并锤炼了李白精神。在践行用事理想的过程，李白冲破一切阻碍，不达目的不罢休，奋斗一生不停息。智能储备上，他博览群书，崇尚先贤，追慕英雄，广学杂取；思想上，他应时代之需，以儒释道为主而兼容诸家精髓，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家风貌；精神上，催发了他的用世热情，使他期许高远，自信无比，同时又傲岸独立，刚毅守真；个性上，他任性张扬，释放真情，时代盛况，心中浓情，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诗中；创作上，他不甘人后，积极地革故鼎新，几乎所有诗歌样式都有绝世精品。深厚的学养，非凡的天赋，宏远的理想，空前的自信，狂傲的气质，不懈的追求，是李白诗歌气象形成的关键因素，是李白精神的精髓。李白诗歌澎湃昂扬地彰显了“神来、气来、情来”而“诗来”的盛唐诗歌气象，李白精神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开放、包容、进取的盛世风采。

李白是盛唐文化、盛唐精神的塑造者和别无替代的巅峰极顶。由李白诗歌及其用世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是盛唐精神的显著标志，是盛世风华冲击诗人心灵之弦而迸发出的时代主旋律，体现了大唐文人共同的人生价值观和士人群体显著的精神风貌。他在诗中体现出强烈的反权贵意识，否定功名富贵，是其特立独行的人格光辉，又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的文人士子。他的诗歌描写自然山水，记录世态沧桑，反映世势变局，揭露仕场腐败黑暗，强化了自己追求自由、热爱自然、情系苍生、拯救家国的恋世情怀，既不累于外物的牵绊，也不羁于尘世的纷扰，更不惧于权势的排挤，不受困于现实的阻遏，显示出高华脱俗的人格追求，凸显出他仙性特质的世俗情怀。

李白在盛唐即表现出卓越的人文精神。李白精神因其诗歌而生动精彩地长存后世，因其百折不挠的用世实践而激励后人励志前行、奋斗不止。当代学者何念龙在《“李白文化现象”论纲》一文中将李白精神总结为：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极度的自由狂放精神、强烈的反权贵精神、淋漓尽致的诗酒精神。《中国文学史》主编袁行霈先生则将李白精神归纳为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和人性精神。英雄精神主要是指李白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以及思想文化上的责担天下和勇于创新，自由精神言其思想意识上的求解放，人性精神言其对天真浪漫的率性的坚守。李白的自由和人性精神是有关自我生命属性的问题。自由是因现实的桎梏、困顿、围攻而致其主动寻求解脱。人性是其个人狂傲性格的极度张扬。通过生命个体同现实的种种抵牾、不懈斗争，而获得生命特性、意志、能量的适意释放、生动表达和极致彰显，进而获得崇高、浪漫、恣肆的生命体验。两种提炼立足点不同，从不同的角度高度概括了李白精神。

在开放、包容、进取的盛唐精神照耀下，李白一路奋进，不断加强自我修炼，不断突显精神特质。他自觉吸收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并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性地不断接受、兼容、出新。他对不同民族、不同方面、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积极吸取其中的优质养分，再融入自家精神，形成自身风貌。诗歌创作上，他“志在删述”；人生奋斗上，他“安社稷”“解世纷”，力图“功成”而“身退”。在此过程中，对盛唐文化有着杰出的创新性贡献，同时还丰富了盛唐的人文精神内涵，铸就了振奋人心、激励后世的李白精神。

若排除个人因素，单从对唐代社会的意义来看，李白精神包括了下面三个方面：笃定的用世精神、锐意的创新精神和执着的实践精神。联系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背景下的新要求，从个人、文化、时代和家国的角度看，李白精神表现为高昂激越的青春精神、继承兼容的崇文精神、尚美求变的创新精神和执著不舍的爱国精神。其精神特质表现为：有报国悯民的济世情怀，有轻权守真的傲世特质，有重情尚美的行世取向，有崇古创新的立世宏志。在唐代，李白以一己之力扛起了三面旗帜：终生不二地追求济世理想的积极用世旗帜；蔑视皇权、反对权贵、批揭社会、极度不满的愤世旗帜；傲岸独立、追求自由、坚守本真、关注时运、悲悯苍生的人格旗帜。“三面旗帜”独立高标，堪称后世文人士子的精神指引和灵魂补品。

李白通过他的诗歌与人生实践彰显出来的李白精神，不仅是他对盛唐的贡献，更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个人修身立世及时代的精神锤炼。这是今天研究李白、弘扬李白精神的现实意义。

二、李白的青春精神

李白的青春精神具有永远指向未来、指向美好的理想追求。即使个人暂时失意，他会用历史史实、历代先贤来抚慰自己，抹平创伤，再度前行。贯穿其中核心就是求真：设置用世理想一生未变，追求人生价值一生未止步，继承传统文化为我所用、革故鼎新一生不歇息，保持独立人格、坚守自我个性一生不趋同。这个“真”字始终保持了应有的鲜度和应有的质地。

李白的青春精神首先表现为“天真”示人。一是思想单纯，了无杂念，就是“了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 ^①。他心清如水，明月可鉴；其洁如莲，纤尘不染，自号“青莲”。他又说：“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②强调做人需一心助人而不只考虑如何有利于自己，立身俗世不应有疑忌之心。李白的“天真”出自内心，没有矫情，更非假象夸饰。二是以“天真”之心看自然，看人生，看世界，看未来，思考无限的时空，探究未知的宇宙。他的《把酒问月》诗以饮酒问月为始，以邀月举杯而终，纵横恣肆地道出了内心的困惑不解。世事推移，人生短促，引人慨叹。诗歌本身随兴挥洒，意绪多端，又脉络贯通，错综回环，浑然天成。读来抑扬顿挫，品之意蕴丰沛，历为世人激赏。三是行为“天真”直率。以致放诞不羁，叫时人、特别是权贵难以接受。他满身带着仙气，举止道骨仙风，让人钦羡，又不可切近。他浪漫豪放，任侠使气，交友真诚率直，讲信义，重然诺，令人折服。李白刚出蜀时，踌躇满志，血气方刚，被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肯定为“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③。后来，贺知章观其人，读其诗，当面就把他呼着“谪仙人”。李白一点也不矜持，在自己的诗文中，他毫不客气地即以“谪仙”自居：“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④从此，他的“仙性”就一直随他走到了生命的终极。李白行为天真的另一面是“狂”态毕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里说，李白“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豪；作诗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以不可求之事求之。其意欲耗壮心，遣馀年也”。李白不拘礼法，不论尊卑，任性使气，我行我素。好在，他“狂”得磊落，“狂”得无私，“狂”得令人敬佩。苏轼叹道：“（李白）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⑤若无这“天真”之质，李白其诗恐难达此境。

李白的青春精神表现在他从政理想和途径选择上的“天真”毕现。他以为从政如作诗，诗才即治国之才，都是妙笔生花、倚马可就的事。其从政蓝图是“功成身退”，要达成的目标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⑥，选择的线路是“终南捷径”，确保从政理想实现的依凭是“天生我材”。在“天真”的驱驰下，他的从政梦想最终化成了泡影，成了他此生的最不能接受之悲，最不能化解之痛。

李白的青春精神表现在以“天真”之质对待友情。一是轻财重义。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他不到一年时间就“散金三十余万”，用以接济“落魄公子”，以此广结善缘，“制造”声誉，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以求得权臣的引荐。他还详述了如何厚葬好友，以证实自己 “存交重义”的美好德行，本性淳朴，质地“天真”。二是常在诗中坦言他轻财重义。“我情既不浅，君意方亦深。相知两相寻，一顾轻千金。且向山客笑，与君论素心” ^⑦，因为“素心”相映，所以“一顾轻千金”。“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无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 ^⑧，因为志趣相投，所以惺惺相惜，虽萍水相逢，仍视为兄弟。三是讲义气，重“然诺”。他多次以诗明志：“肝胆不楚越，山河亦衾裯” ^⑨，“人生感分义，贵欲呈丹素” ^⑩。李白说，真正的友谊，贵在肝胆相照，贵在赤诚相见，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花钱难以买到真正的友谊。李白不计后果地“好施”，等自己的钱袋子一空如洗后，生计就成了问题，“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 ^⑪，“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狐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 ^⑫，落得个“昨日破产今朝贫”“出门悲路穷”的凄凉境地，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⑬兄弟尚且可能成为路人，^{其心要服从谁呢？心方寸，即便面对面，也隔着山海千重。即便如此，李白仍不改}交友之道。

李白总是以“天真”之质评价他人，赏识他人。“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 ^⑭，意气在，山可移，这样的“豪士”可谓天下奇人。“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⑮ “裴子含清真” ^⑯，“我家仙公爱清真，才雄草圣凌古人” ^⑰，在李白看来，一个人能够不受世俗熏染，始终坚守“清真”最为可贵。他也一直以“清真”自律，心向“真意”“真情”，用以完善自己的人格修养。“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 ^⑱，“俄成万里别，立德贵清真” ^⑲，“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 ^⑳，“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 ^㉑，“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 ^㉒，这些诗句都是其“真情吐露”。至于“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 ^㉓，“独用天地心，浮云乃吾身” ^㉔，这是一种纯真、自由的心境追索，自绝俗尘凡念，心与自然相谐，情寄天地，云卷云舒，自由往来，独享生命的快意。

李白青春精神的“天真”之质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全任自然” ^㉕。源自他“天真”的诗歌创作观。他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他说，建安以来，诗道式微，振兴诗歌，自己义不容辞。他认为，“绮丽”与“清真”的本质是相对立的。“绮丽”因过分的粉饰、渲染而显得浓妍、浮华，“清真”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㉖，就是“纯天然”的心灵放歌，胜在“天生丽质”。他的诗歌无论是外在质感，还是内在积蕴，无论是状物写人，还是寄意抒情，都给人以澄澈、清爽、洁净、灵动、可心之感，一如大自然的春花秋月，晨曦晓风，青山绿水，形神俱清。即使是人力所致，也如右军书法，潇洒出尘，自得神韵，妙绝古今。北宋徐积在《李太白杂言》中赞叹道:“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变万化，雷轰电掣，花葩玉洁，青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诗。”李白以此诗观和实践开创了一个不可复制、难以逾越的诗歌时代。

李白青春精神的“天真”特质无处不在，为诗为人都来得“天真”。他可以和山水对话，可以托明月寄予对友人的思念。有人陪他饮酒的时候，他可以醉得自顾睡去，不管对方的感受，挥挥手叫别人来去自由。没有人陪的时候，他独自邀月为伴，且歌且舞，自得其乐。他还错把诗才当着经世之才，渴望得到皇帝的重用，还想做皇帝的军师，“安社稷”“清世纷”。被皇帝召见时，以为天降大任，从此可以一展政治才能。见只是个“御用文人”，就以嗜酒的方式麻醉自己，以狂歌的方式泄愤叫屈。在他看来，一个个权臣都成了他政治失意的绊脚石。回归山野后，又渴望有一天君王会垂青自己。错上了李璘的“贼船”，还以为天赐良机，以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时机来临……最爽性的莫过于对自己诗才的自信，“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㉗。最任性固执又不切合实际的是，一会儿想变成大鹏，一冲九天，绝尘万里；一会儿又想得道成仙，从此不食人间烟火，彻底了断凡尘俗念。天才拒绝接受皇权的“招安”，同样拒绝繁琐世俗的“绑架”。他一生以“自我”为上，以“真我”行世，让行踪自由挥洒，任灵魂逍遥天地之间。李白的为人为诗处世均以“天真”之质独行于世，并发挥到了极致。他天籁般的诗行、可贵的精神成了中华文化恒久记忆中最耀眼的部分。这也是李白赢得众多文人百姓钦羡钟爱的重要原因。

李白写诗为人的“天真”特质深刻影响了后人。“不是烟霄谪，世间无此人。心声与心画，开卷见天真。”^㉘叹李白其人神行仙踪，其诗开门见山。“洒落风标真谪仙，精神犹恐笔难传。文章若出斯人手，壮浪雄豪一自然。”^㉙说李白神采如仙举世无双，风致高标难以笔摹言传。究其根源，贵在“自然”。“平生嗜酒任天真。”^㉚说饮酒尽兴的李白一生都保持“天真”本色不变。当代诗人、文学史家林庚说，李白的“天真”“使得他的风格达到惊人的淳朴”。他把李白精神归结为具有布衣感的“少年精神”“时代精神”，“天真”就是其立论的基础。

李白的青春精神还体现在始终保持高昂澎湃的生命激情、锐意进取的理想实践和不畏挫折的拼搏意识，贯穿李白精神的全部。

三、李白的崇文精神

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体现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情怀，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些文化精神中，李白既有“强项”，又有“短板”。李白心观天下，责担大任；主张平交王侯，君臣平等；重义重情，珍视友谊；求异求新，凸显主体意识。他崇尚思想自由，追求人性解放，成为他从政的“短板”而处处受制。

李白对古代及地域、民族文化表现出强烈而执着的崇尚精神，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对多元文化的兼容性、对先贤英雄的褒扬性。

其一，李白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继承夯实了他的诗歌创新与人生奋斗之基。在学习前人知识上总是笃学博取，学习态度上十分勤奋，内容上坚持多元并蓄，广纳博收。知识储备上，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㉛，“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㉜。铁杵成针的故事广为流传，是他少年潜心求学的生动印证，同时印证了“天才出自勤奋”。他还曾三拟《文选》，不满意就悉数销毁。李白在楚辞、汉赋、汉乐府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他的诗文创作中得到了极致的彰显。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这段话即是对李白“选择性”学习古人优秀文化并取得“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这样杰出成就的肯定和褒扬。

其二，李白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博采兼容是其思想锤炼、诗歌创作的活水源头。当代著名学者葛景春在《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论及李白思想的多样性、诗歌的丰富性时说道：“在他身上，有着儒家的热情、道家的超旷、纵横家的胆魄、游侠的气质、兵家的奇诡、佛禅的颖悟、神仙家的浪漫、魏晋名士的风流”“对儒家，他取其热情进取、追求理想的一面，而舍其独断保守、压抑个性的一面；对道家，他取其达观超旷、追求自由的一面……他是以自我为主体，以自由理想为主导，以儒道对立互补为构架，吸收游侠、纵横、兵、杂、佛教、玄学有益成分，构建多层面的思想网络”。可见，李白的思想继承的特点是“杂”，即承接点具有多个源头，承接内容具有多个方面，不拘时风，兼容众长。

其三，李白的崇文精神还体现在他对前辈先贤留下的精神财富的态度上。他总是以先贤为标杆，或仰止，或褒扬，或自况。在表达强烈主体意识时，多次诗文中以乐毅、管仲、张良、鲁仲连、诸葛亮、谢安等风云人物为高标，常以之自比。比如，“张良未逐赤松子，桥边黄石知我心” ^㉝，“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㉞，“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㉟，“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 ^㊱，李白列举这些先贤，旨在表达时机必到、理想必达的信念，他正是从这些先贤身上找到自信、吸取能量的。

诗歌创作方，从李白的诗文中反映出，他曾对屈原、扬雄、曹植、司马相如、陶渊明、鲍照、谢灵运、谢朓、陈子昂等古代先贤的诗文等方面有过认真的学习、深入的研究，从中吸取养分，丰富自我。比如对屈原楚辞的学习继承，在其《襄阳歌》《将进酒》《行路难》《梁园吟》《蜀道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诗中，像屈原一样激情澎湃、直呈心曲、直抒胸臆；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临路歌》等诗中明显地借用了楚辞的句式；在《江上吟》《古风》其一、五十一中，对屈原在文学上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

这样的例子在李白诗歌中不胜枚举。比如他对南朝诗人谢朓的欣赏和崇拜，既源于谢朓为人的成功，也源于他作诗的成就。李白在多达十五首诗中歌吟过谢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㊲，“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㊳，“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㊴，“三山怀谢脁，水澹望长安” ^㊵，“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㊶，足见李白对谢朓的景仰之情。李白还在一些诗中化用谢朓的诗句，比如谢朓在《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李白作“汉水旧如练，霜江夜清澄” ^㊷，“雨后烟景绿，晴天散绮霞” ^㊸，“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 ^㊹，这些诗句从遣词到意境融入了谢诗的因子，谢朓诗句的影子若隐若现。清朝学者王士祯在《论诗绝句》中说：“青莲才笔九州横，一生低首谢宣城。”他说，李白的才笔已经够厉害的了，一生却要折服于谢朓。不断的学习，虔诚的继承，这正是造就他“才笔九州横”的重要原因。

可见，没有李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就不可能造就千古不二的“诗仙”李白，更不可能造就具有恒久精神意义的人文李白。

四、李白的创新精神

李白创新精神的形成是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不断继承、多元吸收为基的。先杂取，再兼容，而创新。“取”是态度，是起点；“容”是方法，是手段；“创新”是目的，是归宿。先继承后图新，使各种文化互补互生，而后自成新貌，再生新境。

李白的创新精神体现在思想创新、文学创新、对盛唐文化的创新性贡献，以及对自我人生的规划设计上。

李白的思想创新体现在对前人多种思想“杂取”而形成自家思想特质。清朝诗人龚自珍在《最录李白诗》中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龚自珍所言，虽不专指思想方面的出新，却道明了李白在吸收前人文化后的“再造”之功，为李白独有，他人难为。

李白的文学创新体现在对前辈诗人、汉代乐府、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民歌的学习、借鉴与再创作，更体现在对唐代格律诗的既认同又“漠视”。《中国文学史》主编袁行霈先生对李白诗歌的创新性有这样的总结：一是借古体写现事，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精神。比如《丁督护歌》《侠客行》等，都是因事而发，书写现实感受。二是借古题述自家情怀，因旧题乐府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了李白的感触和联想，用以书写自己的情感体验。比如《蜀道难》，借古辞寓本有的功业难成之意，写自己功业未成之时的悲愤之情。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再比如《将进酒》，也是借用乐府古体而创作的古体诗，原本是专用来劝酒的，李白却借劝酒表达了自己对怀才不遇的感叹，遭遇挫折时的乐观、豁达情怀，既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更有对不遇现实给予的强烈批判。另外，格律诗发展到盛唐形式上已经完全成熟，创作上为广大诗人广泛采用，并臻至巅峰。从李白诗歌看，他同样创作了大量的格律诗。比如李白在蜀中创作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诗就是一首五律。在那时，西蜀之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可谓僻壤，但李白在此求学过程中即创作了这首“自然深秀” ^㊺之诗，实属不易。可见，李白最初在格律诗创作上下过很深的功夫，比如刚出蜀的《荆门送别》即是他五律的经典之作。李白后来还创作了很多格律诗精品，这是他对格律诗的认同与实践。

但是，李白对格律诗又表现出罕见的“漠视”，与唐代诗歌主流创作相左。在唐人格律诗创作风行天的情况下，李白写了大量的“自由诗”：借乐府旧题自由发挥，借民歌体写自家歌谣，在诗中“嫁接”骚赋元素。他最擅长的是歌行体，集多种元素于一体，字数、句式等全无拘束。歌行体诗在汉魏乐府中较多，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居多。到了唐代，则以七言为主。李白更是将歌行体诗推到了极致，尤其《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诗，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使歌行体诗创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李白在歌行体诗创新方面特点突出，魅力独具。一是在格式上突破了七言的固有程式，笔法任性，意象奇诡，创造出变幻莫测的神奇世界。比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二是在句式上长短交错并行，音节变化多端，节奏回环往复，情感跌宕起伏，气势不可遏制，体现出豪放纵逸特点。比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由起首的长句带出意象的飞纵、情感的激荡、气势的豪强，直奔狂放不羁、震荡人心的奇幻境界。三是在诗的格度上大气恢宏，体势雄强，气度非凡，激情高昂，处处洋溢着阳刚之气，时时展示出壮阔的生命气象。比如《将进酒》，虽有不遇的幽愤，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贯穿全诗的是无比的自信、空前的豁达，体现出他多舛人生的壮阔气象，困顿生命的豪迈激情。此外，李白还大量地引用神话传说，再辅以丰富的联想、大胆的夸张，诗境更加神奇，诗风更加浪漫，是其“格高调美”诗歌特色的显性“技术”支撑，尤其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体现得最为充分。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评价，即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㊻，杜甫以“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㊼印证了李白诗歌的极致性，以及狂放飘逸的特点、卓尔不群的成就。

李白对大唐文化有着创新性贡献。首先体现在思想上的空前解放，这是其“格高调美”诗歌特色的内核支撑，是他成为盛唐开放、包容、进取时代精神“形象代言人”的关键因素。他不畏权势，敢言敢恨。他大胆地轻皇权，挞权场，斥现实，在唐代无人能及，素以狂傲行世。其次是诗歌方面的突破，除了上面谈到的无与伦比的成就外，还对大唐文化的鼎盛繁荣做出杰出贡献。内容上，李白的饮酒诗不仅创造了饮酒诗的新高峰，还丰富了大唐的酒文化，成为中国酒文化史上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吟月诗方面，更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再就是在诗歌中生动地记录了大唐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方面的杰出成就，留下了一笔独特的文化“史料”。

李白在人生规划上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继承、兼容和出新上。但是现实残酷，不为当时所容。于是李白也曾试图改变。他多次想放弃其独特的用世“初心”，但是根深蒂固，覆水难收。也曾想“屈从”现实，尝试“趋同”，但又不愿委屈自己，敌不过内心对本真的坚守。最终以独立的个性、自我的选择、自己的方式走到了生命不可逆转的悲剧终点。

五、李白的爱国精神

一谈到古代的爱国诗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楚时的屈原，再就是宋朝的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对这些人谁也不会有异议。可是，这对李白、杜甫，甚至对众多的唐朝文人士子极不公平。

李白与杜甫肯定是切切实实的爱国诗人。他们不止在诗歌中有济世理想的充分表达，更有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理想的切实行动。单就他们的诗歌而言，众多诗篇都充满了爱国主义主旋律。

说杜甫的诗歌具有爱国主义特质，这也是无异议的。在其诗中集中体现为一个“忧”字。忧国忧民，他生命不息，“忧”而不止，“忧”而伤身伤神、伤民伤时。一路走来，就一个“忧”字挂在他标志性的额头，瘦削而沧桑，辛劳而困顿，奔波一生都很难挤出一两丝笑意。

一说到李白具有爱国精神，很多人都有些“意外”。出现这种“意外”不无来由。自唐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以“仙”视之，以浪漫为其定性。他的个性气质、诗歌特质总与狂放不羁、傲世独立、道的飘逸、仙的悠游联系在一起，总给人一种绝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之感。说到其诗其行，极易与傲王侯、轻权贵、求自由、尚侠义、不拘礼法等特质挂上钩。除去这些炫目的表征，李白其实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包括他的诗歌、思想及其言行，都集中体现在一个“济”字上。

他的诗文很多地方都写着这个“济”字：“济世”“济时”“济苍生”“济沧海”“济天下”……源头取自儒家用世思想，是李白思想多样性的核心和灵魂。首先表现在对济世理想的表达。作别故乡时，他说“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㊽；在安陆结婚、隐居，别人误以为他甘居平庸、不思进取时，他说“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㊾；应召入长安而不得意时，他反复对他人说“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㊿“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51，志在济世，功成不居；“赐金放还”后，他说“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52，只要有“济苍生”的机会，仍何时候都不算晚；安史之乱后，入李璘幕，他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53，只要给机会，他就能彻底平叛；身困牢笼，他说“怀经济之策，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 54，仍在不断地表白济世赤心；流放夜郎获赦，他说“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55，国之动乱，山河破碎，自己却只能徒劳地忧愁；白发请缨从军、因病半途而返时，他无奈地叹道“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56，“初心”不改，愿望虔诚，现实残酷，终是功不成，身未退。用他自己在《长干行》中的这句“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来总结李白一生，即是：“功业与自由，蹉跎两相失！”

李白更为这个“济”字付出了切实的行动。蜀中求学时，完成了“济世”所需的知识学习与能力储备。出蜀后，一边漫游、交友、写诗、接济落难书生，提振声名；一边投书干谒，寻找被举荐的机会。在安陆受挫后主动一入长安，再受挫，再漫游，再寻找机会。“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移家东鲁，正当放浪形骸之时，多年的努力赢得了皇帝的征召。二入长安，事非所愿，仅是个文学弄臣，他诽怨满腹，“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57，皇帝不安，群臣排挤，终被“赐金放还”。之后又放浪江湖，仍“初心”不死，时时在诗文中念叨“长安”、渴盼遇明君。幽州之行，原本打算从军边关建功，却发现安禄山预谋反叛，赓即撤退。安史之乱爆发，避难庐山，李璘网罗人才，征其入幕，李白以为报国的机会真正来临，满怀希望即刻入幕，不料陷入皇室权力争斗，自己身陷牢笼，多方努力，性命无忧，流放难免。流放途中遇赦，迅疾折返，多次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济世之愿。欣闻李光弼出征东南平叛，六十一岁高龄的李白白发主动请缨从军，欲舍命一搏，以成雪耻报恩之志；哪知命运弄人，不得不病重中途而返，赋《临路歌》遗憾辞世，葬身异乡。纵观李白的一生，是坚守报国理想、贯彻行动始终的一生，这个“济”字紧随了他一生。

伴随这个“济”字，李白不仅有终生不弃的诗歌表达，更有终生未息的行动求索。为此，他割断了亲情，舍弃了故乡，抛弃了安适的生活；他跋山涉水，浪迹江湖，隐居闹市；他一方面“屈就”权贵，为了赢得“济世”的机会，一方面又鞭挞奸佞，批判他们的专权和“不作为”，批判他们的忌贤妒能；他一方面期求能得到皇帝的召见，以便委以“济世”重任，一方面又批揭其荒淫无度，轻视人才，荒废朝政……为了这个“济”字，他以个人之力对抗整个封建制度、封建王朝，以及维护这个制度、这个王朝的所有人。

在践行“济世”理想的道路上，他遭遇了众多的敌人：有的嫉妒他的诗才，有的看不惯他的狂傲，有的受不了他的恣肆不羁……他时而孤立寂寞，难以自持；时而无奈无助，甚至想到了放弃。但是，在短暂的精神自疗和灵魂修复后，他又能振奋精神，重拾信心，朝着既定的目标无畏而进。为了这个“济”字，李白费尽了心力，直至倾尽激情，耗尽生命。

李白将济世爱国之情做到了入诗入心入行。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一以贯之地坚持彻底呢？有多少人能有他这样用心用情用力呢？

他如此决绝的爱国之举撼人心魄。可惜，由于他外在的“仙性”特质太过卓异独绝，“太白遗风”“仙风道骨”太过炫人眼目，以致遮蔽了他灿烂特异的济世爱国的精神光芒。“才高而识卑鄙”“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58，王安石如此评价李白，若不是偏见，就是自曝“其识”的肤浅，对李白了解的不全面。当下，虽没有这样的偏见，但是，对李白崇高且执着的爱国精神的认识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

由李白的奋斗人生总结可知，李白的爱国精神有其根深蒂固的思想传承，有其周密宏大的理想策划，有其贯彻始终的切实行动，有其始终如一的决绝坚守，有其无私无我的终极目标。李白的爱国精神是其士子情怀的具体彰显，心关天下是其最为崇高的部分。

六、李白精神的当代意义

李白的人文精神是“李白文史文化形象”的灵魂，正好承载了人民大众的广泛需求和文人士子的个性需要，满足了后世具有积极人生态度者的多种心理渴求——独立求真、积极用世的士人精神，踔厉风发、意气飞扬的纵横家风范，“长揖万乘”、戏虐王侯的英雄气概，“安能捶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59的人格高标，“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60的崇高理想——李白慷慨激昂地为他们代言树碑，引来一片澎湃不息的历史回响——他们的人格尊严与自由理想在李白身上找到了恰切的寄托，他们悲辛遭逢的不安灵魂在李白的人文精神中找到了适意的安顿。

李白的青春精神、崇文精神、创新精神和爱国精神是李白之于当代的最为宝贵的人文贡献，体现出明确的核心价值。

一是有崇高执着的理想信念。李白的人生理想是高远宏大的，自觉将儒家的用世思想内化为生命价值追求的主动期许与积极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61，与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封建文人士子的选择、追求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李白的追求（功名欲）更为强烈，更为执着，更为彻底。既非幼稚，也非好高骛远。关键还在于，他的理想追求同时又是无私的，“功成身退”，绝不居功自傲。与其他文人决然不同的是，他还为之拼尽了一生。即使遭遇了现实的强大阻力，不仅没有放弃，反倒愈战愈勇。李白实现精彩人生的根基与动力源头正在于此。

这是李白的政治人格，是唐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显著标志，以儒为核心，为根基，兼容了其他诸家思想神髓，凸显出他的“另类”拔俗：高调高蹈的济世理想——自我设计出了理想化的治世图景，是感性的，诗化的。李白通过诗歌对其治世图景作了多种表述，或勾勒，或描摹，或颂扬，无论现实如何，他都自信满满，情真意切，由此呈现出自己所期许的“心灵图景”，这是李白式的“盛世蓝图”。换言之，这是李白对现实世界的“理想规划”，处处闪烁着李白不懈追求济世理想的精神光芒，是李白的治世企划。尽管他所规划的“治世图景”美妙又近乎虚幻，这恰好是其人格境界的真实反映，对现实世界的切实关照与美好祈愿。完完全全是李白式的“我的世界”“我的梦”，是无私的崇高的大美，是昂扬的时代精神呈现，盛大的时代景象展示，是士子情怀的集中体现。后人可以怀疑这个存在于李白理想世界的“盛世蓝图”是否有机会实现，但是不能怀疑李白之于这个世界的无限期予、用世激情、治世信心与不舍追求，不能视之为动机不纯，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官迷”“官瘾”之类而横加指责。

李白的人生需求与现实世界发生剧烈冲突，是其情感巨变的发动机，导致其诗歌情感的突兀飙升、巨大落差、强烈震荡,增强了诗歌的自然性、真实性和感染力，进而大大提升了其人其诗的人文价值。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62，是文化的大幸，是其治世利世人文精神的极致彰显。

二是有建功当代的社会担当。李白的人生观符合封建文人士子的普遍追求，顺应盛唐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关心社会，大到国家、朝代的命运，小到平头百姓的生死疾苦。盛世高扬理想大旗，渴望图志建功；衰世振危，欲挽国运于倾覆；乱世平叛，期天下太平、百姓安宁。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又勇于投身现实，并欲穷其心志改变现实。他“天开青云器，日为苍生忧” 63，行为壮烈，勇气可嘉。既有对平头百姓的关注同情，也有对社会黑暗腐败的大胆批揭，更有对帝王权贵的讽刺、揭露与挑战。所言所行均表现出自觉担当与勇于变革的决心和勇气。

三是有不惧时艰、激流勇进的高昂斗志。纵观李白的一生，他始终保持高昂的用世激情，且愈挫愈勇，一往无前。他既风流洒脱，更表现为勇猛激进。既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又同时焕发出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神采。视“入世”为人生的必然选择，视“用世”为人生价值的终极体现，更是其一贯坚持的人生常态。他为之付出一生的实践彰显了他人性与人格深刻、丰富而华美的内涵。

四是有保持自我独立、坚守尊严的高尚人格。李白一贯自尊自信，天真烂漫，胸怀坦荡，渴望自由，追求平等，由此生发、涵养出个人的高华气质、人生的宽博格局和为人的坦荡胸怀，并在其诗歌中表现出特有的“气质”与“气场”：奇绝飘逸，壮浪恣肆，豪迈奔腾，成为不可逾越的精神高峰与文化极顶，有着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同时锤炼出李白的诗性人格、诗化人生与诗意的人生图景。在其诗中，他总是以大鹏、天马言其非凡的人格理想，以鸾凤喻其高远的志向，以松桂喻其高洁的品质，形成了“李白式”的人格意象，凸显出高贵的人格魅力。在李白身上，最可贵的是其对高远理想的坚守与追求，最感人的是其对人生价值的自我肯定，最崇高的是其“功成身退”的用世情怀，最人文的是其对现实的关注、对平民百姓的同情，最高傲的是其平交王侯、傲视权贵的品格和气节。

李白对人生理想积极践行，对人格尊严自我坚守，其精神核心则以用世为圭臬而独善其身，形成了以儒为核心为底色为根基、以道为神采为气象为格调的精神风采。李白在诗歌创作上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自觉要求与自觉实践，投身自然、融于自然、领悟自然、赞美自然，物我合一，创造出雄奇俊逸、清新明丽又不可复制的“诗歌图景”，成为自然之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厚给养，和人类灵魂之于自然世界的心灵感应、“诗化”回应与人文提炼；成为社会之于个人精神、意志、品格的矛盾砥砺和反复锤炼，和个人内心之于社会的积极关照、主动作为和“诗化”承载。在此过程中，诗意的勃发、诗意的实践、诗意的升华又造就了李白绚烂多彩的诗性人生，形成了具有恒久魅力的李白精神。

结合李白精神及其核心价值，对应当今时代特色，李白的精神贡献有着巨大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是就个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教育而言，正好利用李白的青春精神教育他们立志笃行、求真尚美，让他们始终保持激昂的用世热情，始终保持锐意的进取之心。新的时代对青年一代提出了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要求。这需要激发每一个青年像李白一样，自觉勇挑时代责任，积极锤炼品格，永葆青春激情，永存火热斗志，勇显豪迈闯劲，自立自强，自警自励，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奋斗成就未来，用奉献回报社会。

二是就新时代文化建设而言，要光大李白的崇文精神，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融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文化，努力构筑新时代的民族文化自信，创造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李白崇文精神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指向，俯察宇宙的宏阔视野，超然物外的气质神采，张扬个性的主体意识，渴求解放的生命索求，追求平等的内心需要，以及强烈的文化自信。这些特质，集中反映了李白情系时运、志用当世、泽惠苍生、亲和自然、愤嫉世俗、恪守率真的人格精神，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

三是就时代风尚建设而言，传承李白的创新精神，全力培育昂扬激进的时代精神，构建文明友善的和谐社会。像李白那样情系时运，志用当世，挖掘李白精神中的重情厚义、珍视友谊、平等待人的特质，有效形成和谐稳定、文明尚美的时代风气。要积极吸收李白的开放兼容、自觉创新的精神，贵民强基，惠及苍生，尽快形成不惧困难干实事、昂扬进取拓新路、务求实效出新招的时代氛围。要像李白一样，自我坚守用世理想，自觉取向济世于民，福泽后世，功遗千秋。

四是就富民强国而言，要全力弘扬李白的爱国精神，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用世理想，努力培育有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要以开放的姿态学习新知识，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声音，以兼容的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创新的要求对待工作、开创未来。像李白那样不畏挫折，不惧失败，要有“天生我材必有用” 64的用世信念，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65的信心和耐心，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66的豪情和勇气，有“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67的气魄与胆识。要像李白那样心怀家国，责担天下，切实塑造奋力进取的拼搏精神，努力实现繁荣昌盛的强国梦想。

这就是李白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是其精神贡献的当代价值。

行进在新的时代，李白情系社稷的人文关切、心关天下的人文精神是当代责任担当、爱国主义、中国梦教育的最好素材；李白朴素的贵民固本思想是今天夯实社会根基、执政为民、勤政惠民、金瓯永固、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李白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高尚追求正好适用于今天的环境教育：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融入自然、讴歌自然、诗化（美化）自然，实现以自然为友，与自然和谐相处；李白恪守真诚的品质正好用于今天的诚信教育，坦诚待人，珍视友谊，重情厚义，更待弘扬光大，努力构建和谐、友善、文明、进步的新时代新风貌。

李白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一个绚烂而独特的人文精神表率。他是中国士人追求自由精神的典型代表，保持昂扬进取精神的文化载体，是傲然豪迈、蔑视权贵、不拘礼法、浪漫潇洒的精神高标，更是追求用世理想、初心不改、永不言弃、奋斗不息的无畏志士。盛唐已成过往，已成久远的记忆。李白肉身随了盛唐的绚烂光影追月而去，但他的诗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文精神日月一般垂辉千秋、光耀万世。

如果没有盛唐，盛唐没有李白，会怎样？

这个假设本身就不成立，却启人深思：因为有盛唐，因为有李白，身为他的后人，我们今天应该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才对得起盛唐，才对得起李白这个千秋不二的伟大灵魂，对得起他伟大而不朽的文化遗存？

初心永不改，践行从未息。是伟大的梦想成就了伟大的李白。